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未來：21世紀資本再評論
近期，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的新著《21世紀資本》一經出版便引發東西方各國的熱議和爭論。作者提出，近幾十年來，世界的貧富差距正在嚴重惡化，而且據預測將會繼續惡化下去。甚至，由於馬太效應的存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只會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極高財富的人群不但可能固化，而且還會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對資本主義的命運進行了討論。如果資本收益率穩定地高於勞動份額，那麼資本主義貧富差距的持續拉大就不可避免，甚至過去一直強調的通過發展教育以縮小收入差距和減弱財富的代際傳遞的政策主張，也會變得不再奏效，因為教育所能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終究無法超越資本收益率。這樣看來，當前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來提高公平的做法，也不能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社會分配不均問題上有所作為。因此他堅定地認為，資本主義的常態是持續穩定的財富世襲傳承，而且貧富差距的持續拉大會使得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無法運轉。果真如此，資本主義還能看到未來麼？
這一問題不得不再次讓我們回到19世紀馬克思《資本論》的創作期間，當時西方社會關注的焦點是資本主義的長期演變趨勢，及其是否會出現另一種社會制度取而代之的問題。而且，皮凱提在本書中明確提出「兩個世界」的問題。他相對悲觀地認為，資本主義除了不斷滑向黑暗的制度深淵之外，已別無他路。如果正如皮凱提所言，資本主義系統真的會走向自我崩潰，那麼他們接下來會去向何方？
一、市場經濟制度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
在20世紀初期，很多社會主義國家都把資本主義作為洪水猛獸，拒絕引入市場經濟制度。而由於意識形態的紛爭，貧富差距也一度不為社會主義國家所承認。很多激進的左翼經濟學家甚至認為市場經濟實行個人私有制，從而侵蝕了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基礎。然而，中國自1980年代開始探討社會主義體系下的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私有產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市場經濟的活力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競相迸發。相比於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和市場放任，社會主義體系下的市場經濟制度，一方面充分發揮了市場和價格配置資源的優勢，而另一方面又能把政府調節市場的優勢充分利用起來。
皮凱提通過分析資本主義世界約300年的歷史進程後，驚人地發現貧富差距水平在持續提高。所以，他開出的藥方認為除非對資本的保有徵收高達80%的懲罰性稅收之外，資本主義世界已無力對此作出任何回應了。但是，連他自己都無法信服，因為資本主義的財富精英寧願看到這個系統走向自我崩潰，也不願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做出巨大犧牲。所以他略帶悲觀地認為，除非仿效中國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對資本流動進行有效管控並強力調節資本的無序流動，從而嚴防投機性資本獲得不合理的資本回報，否則資本主義除了自尋黑暗的深淵之外，就不會有更好的制度選擇了。從這個角度來說，皮凱提的論述不僅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問題，而且還從側面驗證了，市場經濟制度嵌合在社會主義體制不僅可行，而且更優，甚至還有可能是資本主義的未來前進方向。
二、市場經濟問題不為資本主義國家所特有
當然，縱觀全球貧富差距的歷史和現狀，除了極偶然因為二次戰爭、饑荒和反戰行為而摧毀社會的資本基礎外，資本回報率始終穩定地高於經濟增長率和勞動回報率，由此得出結論認為社會的資本收入比會越來越高，從而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到最後窮人只能獲得極少的財富份額。而實際上，皮凱提在對資本收入比的幾百年歷史數據的分析中，也確實發現資本的回報要長期地高於勞動產出，從而近年來的財富集聚迅速增長。由此，皮凱提認為資本主義難以逃脫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的悲劇，而且會造成日益嚴重的社會階層固化。
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數據也發現，資本勞動比和資本收入比不但在短期波動很大，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都偏離均衡水平。我們從古巴的股票市場數據就可以發現，富人的收入不僅暴漲，而且越來越起源於資本市場，古巴富人的收入中有40%來自於資本市場；同樣，在中國的富人中，有接近80%的財產來源是房產。特別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一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如越南和中國）受國際環境影響，也不得不都採取了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以至於樂此不疲地採用量化寬鬆策略，從而導致資本價格的飛速擴張，資本的回報比率也快速上升。由此看來，資本主義的這些問題也同樣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中，尤其是存在於具有市場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不僅顛覆了傳統宏觀經濟學的根本假設，而且也對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立論基礎產生了衝擊。看來，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理論需要重建，而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也同樣需要進行調整，從而能更好地對現實進行解釋。
另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放開了對資本的管制之後，資本的活力得以充分保存和展現，從而資本的貪婪和限制性缺乏等特點再次迸發，由此再一次鑄就了新時代下的財富畸形分配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收入代際流動性也再次固化。平均來看，中國上一代遺產占當期財產總量的比率從1990年代的5%上升到當前的8%左右，直逼19世紀中期最高的15%。這樣看來，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的財富代際傳遞問題也非常嚴重，當代的財產構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上一代的繼承所得，而不是通過勞動、才能和努力正常獲得。富二代問題也日益成為當前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事實，窮人也日益缺乏向上層社會流動的通道。而如果社會的常態是持續穩定的世襲傳承，這最終會導致社會主義體制根本無法正常運轉。因此從政策層面來說，就必須嚴防下一代不勞而獲就能輕鬆地成為社會財富精英。所以，一個顯而易見的政策啟示就是從遺產稅、不動產轉讓稅、贈與稅等角度對社會的財富傳承進行強力調節，這對社會主義國家出臺遺產稅、房產稅等政策提出了急切呼聲。
三、社會主義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不是市場化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社會主義體制的下的中國市場經濟經歷了兩個顯著的變化：一是市場化程度顯著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是貧富差距顯著擴大，全國、城鎮和農村經歷了不平等程度的持續擴大趨勢。在這兩個現象的基礎上，很多人就認為市場化是導致社會主義貧富差距快速擴大的主要原因。然而，我們認為這種簡單的推論並沒有看到中國貧富差距的結構特徵，也沒有看到貧富差距擴大的體制性成因。
這裡我們提供貧富差距領域的五個事實。第一，在中國不同的地區（省份或城市），市場化程度越高，其貧富差距程度反倒越低；第二，國有經濟（企業）占比越高的區域，其貧富差距程度反倒越高；第三，人均收入（GDP）越高的地方，貧富差距程度反倒越小；第四，政府支出比例越高的地方，其貧富差距反倒越大；第五，資本市場開放程度或利潤在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其貧富差距反倒越低。通過這五個事實，我們發現，市場化本身並沒有直接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水平；或者說，市場化本身並不是直接擴大貧富差距的主要動力所在。而且，從時間序列上來看，如果利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提供的市場化指數與世界銀行提供的貧富差距指數，就可以發現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要解釋這些「悖論」，我們認為是政策而不是市場帶來了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尤其是政策不確定性導致了各種分配的亂象。所以，一個市場化程度低、政策的不確定性高的地區，那麼市場競爭的程度就較小，少數人就能獲得較高的超額利潤；相反，一個市場化程度高、體制不確定性程度較低的地區，市場主體通過關係、背景來進行尋租和壟斷的可能性就較低，從而少數人獲得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反倒更小。
從這個角度來說，市場化的不足而不是過度才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而且，中國過去十多年的事實表明，用政策或政府財政手段來縮小收入差距是不夠成功的，還不如用市場化的手段來減少貧富差距來得更為有效。所以我們認為，要儘量用法治手段把政府的各種亂象給約束起來，讓各級政府在法律邊界內行事，這樣就可以減少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減少由此帶來的各種尋租或壟斷。而且，要充分依靠市場競爭來調節資源的供給和分配，要充分激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由此減少各種無規則、不透明、不確定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從而建立一個真正的市場化經濟體制。
四、社會主義解決市場經濟問題的優越性
如果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只會愈發變大，那麼經濟增長的社會福利效果就為負，如此偏向性的經濟增長也就無法帶來社會福祉的提高。而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國家內確實如此。因此，思考新形勢下有益於窮人的經濟增長方式顯得更為重要。
面對資本主義世界中的機會不平等，皮凱提認為資本主義無法從惡性循環的漩渦中逃出，從而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力量強制再分配社會中的財富水平。皮凱提開出的藥方是對異常集聚的財富水平徵收高達80%以上的財富保有稅，從而使得資本和勞動的回報率保持一個穩態均衡。然而，這種方法雖然徹底，但是過於激烈，連皮凱提自己都承認，如此激進的累進財富稅，會招致所有富人的強烈反對，而且也傷害了政府既得利益者的長期利益。
但是，皮凱提式的思維方式倒是給我們以啟發，那就是需要在初次分配領域即對資本所得進行調節，比如對資本保有存量徵收一定的累進稅，同時對資本的增值部分徵收一定的稅收等。另外，由於皮凱提的政策建議過於停留在非此即彼的方式中去了，它的思考方式也過於專注於分配公平，從而忽略了社會財富的整體積累。比如同樣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上，社會主義體制更可以的是，可以充分保證最貧困人群的福利得到最大化。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認為在盡可能優先保障窮人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同時，可以儘量提高窮人的收入份額，並且採取更加積極化的做法，包括對公司利潤的再分配改革、提高工人分享企業利潤比率、加大國有企業的紅利分享等。這些都可以從源頭上約束資本的過度回報，從而有效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未來
資本天然的貪婪性和流動性造就了資本產出比的不斷提升，特別是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大背景下，資本回報率的變化不僅不會呈現邊際遞減的趨勢，甚至有可能持續提高，這構成皮凱提對資本主義悲觀預期的最根本原因。然而，從近年來的事實來看，雖然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產出率確實呈上升趨勢，但是最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水平卻沒有維持之前的快速、顯著增加趨勢。這表明，雖然經濟的初次分配在惡化，但是由於政策的強力調節，所以再分配後的收入差距有顯著改善。從這個角度來說，市場是導致資本主義分配惡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政策的調節效果也並不是不會起到作用。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它具備了大政府強力調節收入分配的一切條件，連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小政府都能有效干預收入分配，更不要說在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下的強力政府了。
另外，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資本管制的制度，從而為減小資本的流動性提供了根本可能。特別是，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大背景下，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雖然極力放開各種國際貿易的政策壁壘，但是始終堅守資本的基本管制原則，資本賬戶的自由流動從來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徹底放開。可以說，這一點對當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尤其重要，尤其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後，保持對國際資本的流動管制，成為維護社會主義國家安全、保證勞動者根本權益和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好運行的最後一道制度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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